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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教育史——孔子的教育思想

  • 时间:2011-04-30 17:44:33
  • 来源:勤思教育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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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据载,孔子有弟子三千,这一点未必属实,但孔子弟子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,这却是事实。孔子说:“自行束修以上,吾未尝无诲焉。”“束修”是一条腊肉干,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,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,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,孔子是不会拒绝的。这样,孔门中的弟子来自各行各业的都有,入师门后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。也有这样的情况,父子二人同居孔子门下,如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与其父颜路、曾参与其父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。有这样一个故事,比较能够说明孔子对受教育的资格的看法。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,此地之人不善,难与言。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,门人非常疑惑,孔子解释说:“与其进也,不与其退也。唯何甚,人洁己以进,与其洁也,不保其往也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这就是说,只要人愿意进步,我们就应该接受它,不管其曾经怎样,现在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,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,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。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,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。孔子的学生冉雍,其父贱而恶,冉雍却甚有德行,孔子以为,这样的人是神明也不会放弃的,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。这就是“有教无类”的原则,孔子本人也每每以其“诲人不倦”而引以为自豪。

  孔子教育学生,并不是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,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“成人”,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“做人”。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稼、圃之事而受到冷遇,如果学稼、圃之事,“老农”、“老圃”比孔子更精通。(见《论语·子路》)这一点被用来指责孔子轻视体力劳动,实不尽然。孔子本身就“少也贱,故多能鄙事”。从另一方面理解,可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并非这些专门技能。孔子弟子曾子就曾说“笾豆之事,则有司存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,“笾豆之事”是指行礼之仪式,“有司”是执掌此仪式的专家,这样说,并非曾子鄙视礼之仪节,而只是说这样的专门技能有有司管理,君子所贵之“道”则不在此。君子所贵之“道”,就是“成人”、“成德”的根本,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。《史记》载: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。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论语也说:“子以四教: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这些内容所侧重的方面虽各不相同,但围绕着“成人”、“成德”这一主题则是共同的。如“诗”、“书”主于“文”,是立言的根本,“礼乐”主于“行”,是立身行事乃至“成人”的根本,所谓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。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也是要学诗、学礼,否则无以立言、立行(见《论语·季氏》)。这是从“独善其身”的自我修养方面说的,儒者在确立这一点后,还强调要“兼济天下”,这见诸孔子教育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,即“政事”。政事是以自我修养为基础的,只有“修己”以后,才能进一步“修己以安人”、“修己以安百姓”。(见《论语·宪问》)子路作费氏宰时曾举荐子羔为费宰,孔子指责子路是在害子羔,以其未尝学也。子路强辩:“有民人焉,有社稷焉,何必读书,然后为学?”孔子以子路为“佞者”。(见《论语·先进》)这就是说只有在完成自我修养的基础上,才可以从事政事,以“兼济天下”,否则害人害己。总之,孔子之教育宗旨主于“成人”,但因学生的不同资质而各有侧重,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教育方法,即“因材施教”;因此,他的学生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。以“德行”著称的有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,以“言语”著称的有宰我、子贡,以“政事”著称的有冉有、季路,以“文学”著称的有子游、子夏。(见《论语·先进》)这些学生可以说是孔门中比较著名的几位,才能各有特点,但孔子最重视的还是他们的“德行”。如孔子评价子贡不如颜渊。宰我虽以“言语”闻名,但孔子斥之为“不仁”,以其不行三年之丧而自觉心安理得。冉有善于“政事”而为季氏聚敛,孔子告诉他的学生们说:“非吾徒也,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。子夏以“文学”见长,孔子责之以“汝为君子儒,无为小人儒。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仲弓长于德行,但讷于言而敏于行,时人评价其只知“仁”而不知“佞”之机变,孔子则称赞仲弓,虽然不一定称得上“仁”,但“佞”却是绝不会不去作的。(见《论语·公冶长》)这些都足以说明孔子之教育的重心在“成人”、“成德”上。

  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,主要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“因材施教”。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: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,听说了一件事,要不要马上去做?孔子对子路说:“有父兄在,不可以如此。”对冉有却说:“可以去做。”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,孔子解释说:“冉有退缩,故鼓励其进取;子路则勇于进取,故使之知有所退缩。”(见《论语·先进》)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。如上面所说,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,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。再则是要有一个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。孔子教育子路说: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再如教育子张以“多闻阙疑”、“多见阙殆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。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,是合于“礼”的规范的。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,有人提出质疑:“谁说他知道礼呢?入太庙而每事问。”孔子答以“是礼也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就是说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合于“礼”的规范的。其三,重实事教育,包括对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、时人、时事的评价以及孔子自己的立身行事,都是教育学生的重要手段。对人、事的品评在《论语》中有很多的篇章,不再赘述。至于孔子的立身行事,孔子本人这样对学生说:“二三子,以我为隐乎?吾无隐乎尔,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,是丘也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这就是说我之行事,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的。孔子之行事,《论语》中也记载得比较多,有学生引以为荣的,也有使学生发生质疑甚至于为学生所诟病的,但这种无所隐瞒的坦荡胸怀亦足以为人师表。

 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,其教育方法的最本质特征是启发式的教育,这是与其心性论联系在一起的。所谓“成人”、“成德”之教,其标准就在每个人的心中,教育也就是帮助人们发现自身本有的“善”,“成人”、“成德”关键还是要依靠主体自身。孔子说: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,举一隅不以三隅反,亦不复也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这是说启发只是“成人”、“成德”式的教育的助缘,如果求学之人不能举一反三,也就没有什么更可以说的了。在这种教育方式下,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,可以对老师提出质疑,甚至于互相争论。如子路就常常对孔子之行径提出质疑,甚至指责。再如宰我曾对三年之丧发生怀疑,孔子也只是问以不行三年之丧于心安否,宰我告以安,孔子则说如果心安,那就算了。因为三年之丧本来是出于心所不能已的哀伤之情,连这种哀情都没有,勉强服三年之丧又有什么意义呢?再如孔子称赞颜渊好学,指出其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老师讲什么总是耐心地听,似乎无所质疑,很愚笨的样子,但回去一个人静静地思索,往往能有进一步的发明。正因为这样,子贡自承不如,因为颜渊可以“闻一而知十”。另外,孔子经常让学生说明自己的志向,或赞许或批评,但也只是“各言尔志”罢了,说之何妨?曾点在言自己的志向时,鼓瑟铿锵而作答,一派狂者的气象,但所言之志深得孔子嘉许。由此可见孔门教法之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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